拒绝政治化的病毒溯源有理可依、有据可循

近来，国际社会密集发声拒绝“新冠溯源政治化”，多国政府官员、专家学者等纷纷呼吁国际社会团结抗击疫情，反对搞疫情污名化、病毒标签化、溯源政治化。

“新冠疫情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之一。疫情进一步放大了不同制度之间的差异性，加剧了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益分化与冲突，对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带来深刻影响。”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政欣在题为《拒绝政治化的疫情溯源有理可依、有据可循》的论文中展开深度剖析。

日前，世界卫生组织秘书处提出关于第二阶段病毒溯源计划，其中，将“中国违反实验室规程造成病毒泄漏”的假设作为研究重点之一。这不仅与3月底该组织发布的全球病毒溯源中国部分联合研究报告中的结论严重不符，也与“新冠病毒与武汉实验室无关”的国际学术界共识相悖。

“在世卫组织专家已于3月就病毒溯源作出科学结论的情况下，世卫组织不惜自我否定，再次将实验室泄漏作为研究重点，发起新一轮歧视性溯源计划，作为全球第一个和世卫组织联合溯源的国家，中国明确予以拒绝，有理可依、有据可循。”霍政欣据此抛出论据称，人类与瘟疫的斗争史表明，疫情在何地暴发具有随机性和偶然性，病毒源头和疫情暴发点往往并不重合。

比如，艾滋病在20世纪80年代暴发于美国，但艾滋病病毒起源于非洲，且已为科学研究证实。再如，西班牙大流感虽以“西班牙”命名，但疫情在该国暴发前，病毒就已在美国兵营流行，西班牙不过是这场席卷全球疫情的“背锅侠”。

“就新冠疫情而言，现有证据表明，武汉暴发疫情之前，美国、意大利、巴西和法国等地已出现新冠抗体阳性样本，病毒在全球范围内传播的时间点不断提前。”霍政欣表示，正因此，《中国—世卫组织新冠病毒溯源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溯源报告》）提出“在全球范围内搜寻可能的早期病例”“研究冷链传播病毒的可能性”等重要建议。

“而仅数月之后，因美国施压，世卫组织罔顾第一阶段联合溯源研究作出的权威结论和科学建议，拒绝开展全球多点、多方位、立体溯源，推行受严重政治化干扰的第二阶段溯源计划，中国当然不能接受。”霍政欣直言，将中国作为焦点的第二轮溯源计划无视各国防疫抗疫的实际成效，背离权威研究结果，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今年5月，《疫情防范和应对独立小组评估报告》发布，对各国防疫抗疫表现作出综合评价。这个小组系依第73届世卫大会决议设立，由总干事聘请全球13位权威医学专家组成，这些专家基于大量数据研究提交的科学报告具有极高的权威性和可信度。

该报告虽未点名，但传递出的各国防疫抗疫成效明确而清晰：一些国家及早认识到新冠疫情威胁并迅速采取了应对措施，将疫情控制在较小规模内……贬低科学价值的国家未能建立公众对其应对措施的信任，并采取前后不一致的战略，使它们落后于疫情，感染率和死亡率居高不下。

“该报告和世卫组织此前公布的《溯源报告》，是迄今为止最具代表性和权威性的与新冠疫情有关的科学报告，任何组织、任何国家就新冠病毒溯源展开行动，不应无视和背离上述两份报告的结论。”霍政欣强调，更不能以“有罪推定”为逻辑，将特定国家列为病毒溯源的焦点，搞歧视性和政治化的溯源计划。

正因此，第二阶段溯源计划甫一公布，备受质疑。不仅中国明确表明不接受“不尊重常识”和违反科学的溯源计划的立场，还有48个国家常驻日内瓦代表致函世卫组织，反对将疫情污名化、病毒标签化、溯源政治化，支持在全球开展新冠病毒溯源研究。

需要关注的是，人类与瘟疫的斗争史早已证明，病毒溯源是极其复杂的科学问题。“溯源是为了增进人类对病毒的科学认知，不断提高预防和应对病毒的能力，而绝非为满足某些国家的政治私利。”在霍政欣看来，溯源应有利于增强公共卫生国际合作，有利于完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能力，而绝不能在少数国家操弄下侵蚀全球抗疫的合作基础，偏离科学防疫的基本轨道。

当前，传染性更强的新冠变异病毒正在快速蔓延，全球防疫抗疫正面临新一轮严峻考验。世卫组织最新实时统计数据显示，截至欧洲中部夏令时间8月4日18时44分（北京时间8月5日0时44分），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超1.9946亿例。

“危急时刻，各国应该通力合作，以全人类团结一致的力量与病毒战斗。为一己私利搞政治化溯源，只能破坏全球抗疫的合作基石，让病毒溯源陷入迷局，给病毒肆虐打开大门。”霍政欣最后强调，唯有尊重科学、敬畏历史，回归理性，人类才能拨开病毒起源的迷雾；唯有尊重生命、守望相助，破除杂音，人类才能战胜新冠疫情。